秦王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横扫六合，与秦人的尚武好战习俗有很大的关系。秦人曾长期和戎狄等游牧民族杂居，为了生存和发展，一直是在和其他民族的作战中壮大起来的，尚武好战已成为其民族的习俗传统，加之秦在商鞅变法后实行的军功爵制，使秦人在战场上毫不畏惧、勇往直前，杀敌立功受奖获爵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
秦人是从东夷西迁的一个民族，其先祖伯翳曾在夏禹时代和大禹共同治理洪水，被赐姓嬴氏。商汤时，因帮助商王朝有功，而“嬴氏多显达”，为商朝“保西垂”。周灭商后，秦人地位下降，沦为周的附庸，周孝王时，秦人先祖非子因善于养马和驾车，为周王朝主持养马工作，成绩显著，周孝王分土给秦人，使“邑之秦”(位于今甘肃省张家川自治县)，而在它的周围全是西戎民族，为了生存和扩张领土，秦人一直处于和西戎民族的争夺战争中。其祖先秦仲在伐戎时被戎人所杀，到秦庄公时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①庄公的儿子世父伐戎时也被戎人所俘，秦襄公时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并获得周人的一张空头支票，即赐岐以西之地给秦，但前提是“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不过从此秦人已正式得到周王朝的承认，也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对戎战争。秦对西戎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在秦穆公时期，“并国二十，开地千里”，②并取得了“春秋五霸”的地位，从而提高了秦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地位。
秦人同西戎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来之不易，从而使秦民族形成了顽强不息、积极进取、尚武好战、奋发向上的精神。长期处于游牧民族的包围之下，其落后的经济、严酷的生活环境，使秦民族特别崇尚武力，特别能战斗，也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商鞅变法得以在秦国顺利推行的原因。商鞅变法使秦民族的尚武风气更加高涨，实行的军功爵制极大地调动了秦民族的好战积极性。
关于秦人的尚武习俗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也有大量记载。现仅从《日书》早种《生子》篇抄录一些简文以说明问题，简148载：“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剑”，“壬子生子，勇”，简141载：“乙丑生子，武以攻”，简140载：“甲午生子，武有力”，简142载：“丙武生子，武以圣”，等等。充分说明秦人骨子里都想着好战、尚武。
由于整个社会崇尚武力的风气，秦国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大力士，春秋时期，有大力士杜回，战国时期有任鄙、乌获、孟说等，而且连秦武王也十分喜欢武力，特别偏爱大力士，常以举鼎为游戏，甚至因举鼎过于用力而不幸死亡。在秦始皇陵封土西南发现的百戏俑坑中也发现了大力士的形象，身材魁伟高大，与当时秦国的社会风尚有必然的联系。
秦人之所以崇尚武力，也与秦人信奉法家有关系。因为法家和兵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家的战和法家的耕战思想是相通的，因而我们看到法家思想中多有兵家思想在其中。秦国从商鞅开始，一直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重视耕战、讲求功利是秦人的不懈追求，因而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就成为秦人的奋斗目标。正由于秦民族的尚武习气和法家思想的主导，整个秦历史就好像一部军事史，其形成的文化也体现出军事文化的特征。
秦的尚武风俗一直影响到汉代，形成了“山东(所谓山东、山西是以河南崤山为界的)出相，山西出将”的局面。正像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所说的：“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①②《史记》卷五《秦本纪》
秦王扫六合/徐卫民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