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军俑服饰之变化及服装的供给问题

自咸阳杨家湾汉彩绘陶俑、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汉景帝阳陵裸体彩俑等几个大型陶俑陪葬坑相继发掘出土以来，它们不仅以其庞大的气势和阵容、制作的精良令世人震撼，而且也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和信息。近年来，围绕这些陪葬俑展开的有关秦汉军事方面各种课题的研究愈来愈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涌现出大量的学术论著和论文，在此，我不一一赘述，但有关秦汉军事服饰之变化、供给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研究之必要。这里，我想就自己一些不甚成熟的思考，谈谈自己的看法，还望各位方家能不吝赐教。
一、秦汉军俑发型与冠式的变化
纵观秦汉俑群的整体外观，他们虽有形体造型、塑绘方式、工艺细致程度、艺术风格、体量大小、规格等级等等的差异，但均是在自古以来的灵魂不死、“事死如事生”的传统理念影响下，模拟现实而做的，专为帝王或其重臣、诸侯王陪葬的仪仗俑群，所以有关秦汉军事服饰上的发展变化大致能较为真实具体地显现一斑。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狮子山汉兵马俑从服装配备等外在形象看，确属军事题材，而杨家湾汉俑，因为中间夹杂有舞俑、乐俑等，阳陵汉俑因为现均为裸俑，原着的丝质类衣物不存，我们很难确定他们均为武士，但从一些身披铠甲、手执武器的俑类的动作姿态或残存迹象看，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其中部分俑当属武士一类，所以我将择此部分进行比较。
秦俑的发型，主要分圆髻和扁髻两种。圆髻即是在头顶的右侧(个别在左侧)绾着高大的圆丘形发髻，据考这可能与秦尚右的习俗有关。圆髻主要为轻装步兵俑及一部分铠甲俑、跪射俑头上的装束，无论其绾结的程序先后、繁简程度如何，大概总是把前额顶部的头发中分，分别与两鬓的头发结成三股小辫，又把脑后项窝的一小部分头发也结成三股小辫上折，两鬓小辫在脑后与脑后发辫交叉盘结于一起，并把较长的一根发辫(人多为脑后发辫，少数为一侧鬓边发辫)上引，与其余头发总收于头顶右侧绾圆髻，并用红色的发带紧紧束扎，此外在发辫的盘结处还有方形发卡扣结。这种发式完全防止了周围头发的披散，看起来比较干脆利落，但梳理较少繁琐，且发顶一髻因高而易于在作战或奔跑时晃动，拔拽头皮，此为其主要弊端。而扁髻则是将所有的头发梳于脑后，一种是结成六股宽辫，折叠贴于脑后，上端基本与头顶平齐，发梢内折，并在其中腰部位押一白色骨质发卡，发卡的背面有两条细绳，细绳穿过宽辫与其下的发层，并在发层下被上引至宽辫的近顶端处，再穿过发层和宽辫把细绳拉出打成扣结，这样就把宽辫紧紧地固着于脑后的发层上，不致外张或下坠，这种发髻俑一般不着冠；或是把辫上折贴于脑后，将高出头顶部分的余发(即宽辫的下半段)右旋盘结绾成圆丘形小髻，并横贯笄固定，另外，在宽辫的中腰部分亦有白色方形发卡，把宽辫固着在脑后的发层上。绾这种髻式的陶俑一般邡戴冠，把扁髻顶端圆锥形小髻罩于冠内。还有一种是不结辫，直接把梳拢于脑后的头发上折贴于脑后，把高出头顶的部分余发盘结成圆锥形小髻，贯笄固定，绾此种扁髻的为俑坑内出上的高级军吏俑及铜车马上的铜御官俑(兼武将身份)，中下级军吏及一般武士无绾此髻式的，这些高级军吏均头戴“鶡冠”，以冠罩住小髻，大概因这种不结辫的扁髻容易散落，所以和冠室相连的还有一块三角巾将扁髻的上部束裹，以防扁髻下坠或披散。扁髻除着冠的军吏俑、御手俑、一部分铠甲武士俑绾结外，头戴武弁的骑兵俑亦绾此式髻，他们那“形如覆杯”，平顶的武弁样式刚好紧紧地扣压住了扁髻顶部的小髻，给人以利落、便捷之感。
此外，在秦始皇陵园内的马厩坑及珍禽异兽坑出士的跽坐陶俑，将头发全部后梳，于脑后绾结锥形圆髻，亦无笄固定，看起来比较后坠松散，这种髻式在秦陵出土的百戏人俑头上也可见到，可能是秦汉时期男女均用的发式，但在秦军中尚未发现。
而秦俑的冠式主要有“鶡冠”、“板冠”、“介帻”、“皮弁”四种。这四种冠式的称谓为统一起见，均依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拙作《秦俑冠式再探讨》一文，曾就这四种冠式之名称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鶡冠”、“板冠”、“皮弁”等称谓似有不确或不妥，此不赘述。
秦俑“鶡冠”见于秦高级军吏俑及秦陵铜车马御官俑头上，其前半部如方形平板状，压于顶发上，后半部歧分为两支扭曲旋转成双卷的雉尾形，卷尾的下部联一反扣的凹形槽，凹槽的两端各有一片圆板封堵，构成封闭式的槽形冠室，扁髻的顶部恰好罩于冠内。冠上有带攀勒于冠前的平板上，另有一半圆环形带横套于脑后。两带在两侧耳上方打结，并有其中一根条带(可能为头顶平板上的)的两端延长下来，成为两根条带，沿双颊下引系结于颌下，带尾垂于胸前。整个条带构成一个整体，与冠似并无连属，在板冠上亦有类似的环套形带，可能被专门用来固冠，也可能即为古代的“*(左支右页)”。冠的颜色多为深赭色，个别的为红色，冠带都是橘红色。冠的质地硬直，似为合革或多层漆布叠合作成。
板冠主要见于兵马俑出土的御手俑、部分车右俑以及中下级军吏俑头上，它又可分为单板长冠和双板长冠两种。单版长冠，形如梯形板状，前窄后宽，前半段平直，后半段扬起略呈45度角，尾部下折如钩。在下钩部分的左右两端各有一个三角形的板封堵，构成一个楔形槽状的冠室，罩住扁髻的顶端，也有不用板封堵者。还有极个别的冠，冠尾下折后成螺旋形卷曲。冠前半段的平板和扬起部分，分别压于额发和顶发上。冠上也有环套形带，形制同于鶡冠上的环套带，其上亦压于冠前端的平形板上，后端横套于后脑扁髻的中腰(即头枕骨部位)。亦有两根延长的条带，沿着面的双颊下引系结颔下，带尾垂于颈前。这样就把冠固着于头顶上，冠和冠带可以起着压发和束约发髻的作用，以防发和髻松散。从残留迹象看，冠为赭色或朱红色，个别的为白色。冠带均为橘红色。冠板硬直，似用合革或多层漆布折叠作成。双板长冠的形制、系结方法、颜色、质地与单板长冠相同，大小宽窄亦相似，所不同的仅是在冠的正中有一条纵行缝，说明其板可能是由左右两片大小相同的长板并列拼合而成。在秦俑中，这亦是一种区分地位高低的标志，戴双板冠者为中级军吏俑，戴单板冠者为下级军吏俑，即御手、车右及下级军吏等。
皮弁为骑兵俑所戴，其状如覆杯，圆平顶，前沿(即额部)浅短(后沿即后脑部分)较深。但也仅至扁髻的中上腰，两侧各有一长耳，分别与两侧前沿相连，与后沿则有分叉，耳的下端各连接一窄条形带，两带的末端用于母扣对接扣于颔下。从整体看，此冠小而浅，仅能盖住顶发，前额顶发、两边的鬓发及后脑部分的发均露于冠外。冠赭色，用朱红色绘着三点一组的梅花形散点式纹样布满全冠。冠的后侧下中绘一朵较大的白色桃形花饰。冠上无折纹，质地硬直，似为皮质。这种式样可能为杨家湾汉甬的武弁所承继。
秦俑中头戴介帻(实则为一种软帽)的均为一部分头顶右侧缩圆髻的铠甲武士俑，从而使介帻顶部因发髻的支撑亦呈圆锥形，而下部则如覆钵形，下沿至发际，介帻的后边沿或左右的一侧边沿开一个三角形的叉口。叉口的两侧下端各有一条组带，互相交结系扎，恰好把发髻和头发全部罩于帻内。开叉处的组带系扎后，使介帻紧紧固着于头上，不易被风吹动滑脱。有的在其顶部发髻的部位，再用发带束扎，即把介帻的顶部和发髻束扎一起，这样更不易使帽从头上脱落。介帻的颜色以朱红色最多，个别为白色或黑色，质地轻软，似用单层布帛制成。在汉俑中无着此式冠的。
以上为秦军服饰中的发式和冠式部分，因为其制作精细认真，所有的一切均反映得较为真切明晰，而汉俑的制作多为模制，相对粗疏，加之许多服饰部分为彩绘，现已脱落，所以只能看一大概。从三地汉军俑看，汉军除不同于秦俑的圆髻、扁髻(报告中称为发辫俑)外，最明显的是无论是官吏还是一般武士，即无论身份高低，大多头戴通过秦“皮弁”改制的“武弁”或称“武弁大冠”(狮子山报告中称“平顶盔”，似不确)，有的还加红色的抹额于头饰上，似乎没有明显的等级地位区别。在狮子山汉俑中还有着“风头盔”的(类似于秦陵出土的青石胄式样)。从这些迹象中我们不难看出，秦军中曾用以显示身份地位的所谓“鞨冠”、“板冠”，还有一般士兵装束的圆锥形发髻因为在战事中的笨重、晃动或梳理繁琐而显出不便，在汉军中基本已淘汰不用。秦俑所谓的“鞨冠”在秦汉乃至后来出土的文物中均未见类似的冠式，几成孤例，与文献中的记载亦无完全吻合的对应物，“板冠”类则退居为谒者或卫士之饰，皮弁因其简易实用、干净利落的式样在汉代经过改制，成为军中上下的通服，亦为舞乐、仪仗等人士所服。同时因头顶圆髻的取消，使介帻这种软帽类头饰显得易于滑落，从而也不为汉俑所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军事服饰因为战争的需要，日益向简洁、统一、轻便、快捷的方向发展趋势。
那么让我们再详细地观察一下汉俑的发式和冠戴，以便能更多地了解其中不同于秦时的变化。
狮子山汉俑的髻式为圆髻和发辫两种，圆髻俑较少，仅5件，属一般武士身份。据简报，其梳理方法为：“头发前部中分而向后梳理，以绦带勒紧，两边发相交于脑后并上挽至头顶，再左右盘环脑后，形成对称的两个发髻，发髻上涂红彩”。这种过于笼统的概括说法让人感到如罩一头雾水，难以想象此式圆髻的扎法，惜暂时无法见到其实物，给人一种清晰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绾结法与秦俑圆髻和杨家湾汉俑圆髻均有区别。发辫的绾结方法是，发均向后梳理，并于脑后分成左右两股，然后向上相互螺旋状纽结盘环成辫状，至顶挽环，以璜状饰物固定于头顶，饰物两端上翘呈山形，基本上与阳陵汉俑的髻式相近。从残存迹象看，额部似有巾帽形饰，以带系于颊下，可能用以固髻，亦可能即为当时的抹额。从整体看，较之秦俑和阳陵汉俑的扁髻和笄式均较为粗硕、松散，且绾结的方法亦有不同。
而阳陵军俑的髻式较为单一，发均由额际中分，经两颞至脑后合拢，上折，然后或分股纽结，或直接梳理，或编结上顶，再于头顶挽髻，横插笄。整个发髻看起来光滑、服贴、精致小巧而紧凑。从残留的编织物痕迹看，他们原来曾着红色的抹额，且头戴武弁，惜均已腐朽无存，无从确知其具体形制与杨家湾和狮子山汉俑之武弁哪种更接近。不过总的说来，则此种髻式正好适合于着汉式的武弁大冠。
杨家湾汉俑的髻式主要为圆髻，它是将头发梳至脑后似以发带从上至下缠扎成长尾状，然后绾一圆饼状髻，紧贴脑后，并把紧勒于前额发际的抹额以十字交叉形紧紧缠扎在圆髻之中，并以发带束扎其周围，带尾两末端上翘贴于圆髻之上的发上，使之紧凑而不易披散。
汉俑中的绝大多数将土均着武弁，从基本形制上看，它是从秦俑的“皮弁”改制而来的。即把秦俑之“皮弁”在保持前沿长度大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把后沿向下延长至项窝发际，使其把脑后头发全部罩住，两耳的上下边沿也顺势下延，与前后沿均相连属；无开叉，在其末端各缀以小带系结，不同于秦俑“皮弁”以子母扣系结的方法，这是它们之中又一微小的区别， 这样更为简单、便捷、实用，松紧度易于灵活掌握。而且，在杨家湾汉俑的武弁前后边和两侧的耳上部，还发现了与秦俑皮弁后边同样的心形装饰，由此也可以确定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狮子山汉俑中还有一种简报中所称的“风头盔”，其整体似“风”字形，上沿长至前额中部，下沿外撇至肩背和前胸，罩住整个头部，仅露出人之面部，且在颈前相连属，顶上有点状饰，局部饰短带纹，可能以此来显示编组的痕迹。
如果说杨家湾汉俑和阳陵汉俑因其中夹杂其他俑类，说明其并不是整装待发的场面，从而武士中并无头着兜鍪的，但秦兵马俑历来被人们公认为只等一声令下，便会冲锋陷阵的兵阵，却为何不见着胄的呢?是秦代无胄还是另有原因呢?
1998年在秦始皇陵现封土东南200米处的内外城垣间，即陵园外城东南部发现一密集的埋葬着青石铠甲的陪葬坑，其面积约13000多平方米，是迄今为止秦始皇陵园城垣以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陪葬坑，从仅发掘的75个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可辨认出石铠甲87领，石胄43顶等。从而让我们不仅知道秦代有胄，且了解到秦胄的具体形制和制作工艺及水平。从提取的T4G1胄的修复情况看，整个石胄是由六类总计74片不同形制的石片组成，以适应从头顶部至肩部弧状起伏的不同部位的需要。其基本结构由顶部圆形片及一至五层侧片组成，遵循的基本编缀原则是“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片与片之间用扁铜丝连缀，最下层的胄片下部外翻，以适合冑下部与肩部的贴合。顶部圆形片中央有一圆孔，将一段扁铜丝两端一同从其外部穿过圆孔，在顶片背面交叉对折，使其从背面固定，而在顶片正面即胄顶正上方形成一个纵长椭圆形铜环，可能是穿连胄缨一类的装饰品。狮子山汉俑的“风头盔”顶上的点状饰可能即属此类。
另外在该胄的面部空缺口和下颔部位，对胄片也进行了特殊处理，整副胄是通过下颔部位的一“T”字形铜钩和扣环来开合的。而狮子山汉俑之“风头盔”颈前部分则连成一片，看不出其开合处，可能因其制作粗疏所致。这些石胄虽非实用之器，但足以见到甲胄的制作从商代开始到了秦代，其技术工艺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虽然狮子山汉俑因制作较为粗疏，“风头盔”仅具轮廓，具体的甲片形状和编缀方法难以确知，但从其顶上的圆点饰和外在轮廓看，它们的编缀方法和形制大致应该是相同的。袁仲一先生在其《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中认为，秦俑武士不着头盔，是用以表示其威猛敢死的精神。据《战国策·韩策》载：秦国“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战国策·秦策》亦载有秦军“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注：“科头”即“不著兜鍪”，“徒裎”，“裸也”；“裼”，“袒也”。这两条资料说明，山东六国的军队打仗时披甲、戴胄，而秦军则捐甲、免胄与敌会战，表现了秦军“勇于公战”的大无畏精神。而在我看来，秦汉军俑虽身着铠甲，手执武器，其服饰、装备、布阵、队列等虽均为当时军队的模拟形式，但作为帝王或诸侯大臣陵墓的陪葬俑，它只是一种丧葬中的仪式，也许它更看重人的外观形象的塑造，尤其是面部的表情，而秦汉时胄之式样有碍于面部表情的刻划，从这一角度去考虑，秦俑、汉俑大多不着头盔亦不难理解。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因为从考古发现看，在殷商时期，便有大量胄或铠甲成堆葬于一处的实例，如安阳侯家庄M1004在南墓道口便出土了大量青铜胄，总数超过了140顶。而秦陵的埋葬方式可能即采用这一传统习俗，亦可能兼有武库的象征意义。
二、秦汉军俑服装与铠甲的变化
秦俑服装的上衣，除骑兵俑和少数军吏俑外，多为一重长仅齐膝的复襦，高级军吏俑为双重长襦，形制基本相同。其基本特征为：交领右衽，衣襟和交领相连，左右两片衣襟宽大且大小相同，左压右交输掩应，几乎把身体包裹两周，双襟的下角分别垂于背后两侧。衣襟的形状大多呈“口”形，上端斜直为交领，下端及垂直的一边为直线。袁仲一先生认为，这种形制“当是秦代短襦和长襦衣襟的基本形制。”其实这也是中原深衣制发展到后来的基本形制，只是长度缩短，衣袖变窄而已，战国时在武士身上已普遍着有此式服装，如侯马出上的铜跪俑陶范，还有传方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银人等。个别俑服下垂的襟边呈三角形，有的下垂的襟边成外侈的曲线。前者似为三角襟。有楚式衣服的风格，后者似为曲襟，下摆沿基本平齐。若为双层长襦，一股外襦均较内襦短，但短的幅度却不尽相同，约4—10多厘米不等。从残存遗迹看，个别的外襦袖管仅至肘部以下，袖口不连属呈覆瓦状，单从袖的长短看，可称其为“半袖”，它也可能即为后来三国时期的“半袖”或“半臂”的前身，这似乎又把“半袖”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杨家湾和狮子山汉俑中，我们也可看到各种不同式样的“半袖”，在下文中将会提及。可见半袖之衣在秦汉时均已存在，它是在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式样，后衣长渐次变短，仅至腰部，到魏晋唐朝时较为流行，有对襟(用小带子当胸结住)、无领(或翻领)、或套头的外衣，穿时多着于衫襦之外。袁仲一先生认为这可能还类似于后来“箭袖”的前身，但据我查考，箭袖即为箭衣，它是古代专为箭者所服之衣，其袖端去其下半，仅可覆手，以便于射。明、清之时，因其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在秦俑坑中着此式短袖者多为身着双重襦之武士，并非专门的射者身份。要说箭袖，与其说与秦俑之短袖有关，毋宁说它与带护手的铠甲关系更为接近，也可能即由此演变而来也未可知。此外，秦俑服装的领、袖、衣缘的装饰较为华丽，颜色不同于主体部分。还有极个别的俑着短襦式样，装饰基本与长襦同，仅下摆只盖住臀部，下摆呈喇叭形。除此之外，秦俑中的骑兵俑和少数武士俑还着褶服，即俗称的所谓“胡服”，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双襟交互掩于胸前，左压右，左侧的襟边垂直于胸的右侧，衣长齐膝，窄袖口，袖长达及手腕，领、襟、袖口都镶着彩色缘边，可见这是一种经过改制、融进了汉服习俗(俗右衽)的“胡服”式样(胡服俗为“左衽”)。在一号坑中出土的少数中级军吏俑也有穿此种外衣的，它与长襦的区别主要在于，袖口更窄，衣短且开口处不同，这样更便利于骑兵的举足跨马。而且所有的俑均腰束革带，带上押印或墨绘着精致的图案花纹，尤其是不穿铠甲的武士俑的腰带上的花纹更为清晰，其花纹有二方连续的对角三角纹，交错的对角三角纹和菱形纹等。带钩的形状更是丰富多样，有双夔盘结形、单夔盘结形、勇士持矛奋刺形、飞鸟形、铲形、斧形、棒形、琴形、琵琶形、钉帽形等等，其中以勇士持矛奋刺形更为生动传神，体现了秦时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审美趣味。
秦俑的下裳主要有长裤与短裤之别，长裤主要见于高级和中级军吏俑，以及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俑身上，似与身份、兵种有关，且与实战中护卫的需要相关。长裤长至足腕，裤脚紧束足腕，似用紧口带束扎，上部联裆。质地厚重，当为复裤。短裤主要为步兵俑和车兵俑所服，裤管只及膝部，裤裆、裤脚敞脱，形状多样，有喇叭形、圆筒形、折波形、六角形、八角形、四方形等。此外，还有行縢和护腿之制。行縢主要是不穿铠甲的轻装步兵和少数身披铠甲的重装步兵所服，扎于胫部，即用条带形的布帛螺旋形由足腕向上右旋缠扎至膝下，上端以组带束扎，其形状和近代军队中战士包扎的裹腿基本相同。行縢多赭色，束扎的组带多为朱红色或粉紫色，彩色的组带在膝下束扎，带尾绾成花朵状。行縢质地轻薄，似由单层布帛制成，在杨家湾汉墓兵俑胫部似亦扎行縢，但形制有异，说明在秦汉时军中的这种服制较为流行。而护腿主要为身披铠甲的步兵俑、战车上的御手俑胫部所套，呈圆筒形。下至足腕，上至膝下，下端窄小紧束足腕，上端较大，又有一节、两节之分，一节的有的为上下两节相连，但整体为一色两节的以上下两色作为区分。在汉军中似未发现护腿。
相对于秦俑，汉兵俑虽出土的地点和数量较多，但详细的发掘报告均未见出版，所以有关汉军俑服装的形制资料仅从发掘简报上获取很难准确把握，只能了解一点大概情况。杨家湾军俑无论骑俑立俑，其上衣式样基本相同，亦为交领右衽，长度似较秦代为短，仅至膝上，个别的下摆平齐，双襟形制似同秦俑，而大多为三角襟“△”，双襟大小亦相同，左压右，使衣前显示出衣衽的交叉，而且前后下摆分别呈现出“∧”和“⌒”的凹形式样。最长处均在双腿的外侧，这样使双膝露于上衣之外，更有利于腿部的上下前后行动，这也许便是秦汉军服上衣的最大区别所在。袖口窄，有的由内至外三重衣服的袖长渐次变短，以至于外衣的袖口仅至肘下，成为“半袖”，可能亦承继于秦俑衣服中的“半袖”式样，且腰间似亦均系带。骑兵俑有红、白、绿、紫等色的彩画服饰，立俑服饰有红、绿、黄、白等色，且衣领、袖、缘均饰有鲜艳的装饰，下衣似均为长裤，紧紧束扎行滕，使膝部的裤管圆圆鼓起。但汉军俑的行縢从实物资料较为清晰可辨的杨家湾汉俑看，一改秦时的窄条形，似是一大块布帛，角上垂带，紧紧束扎于上下两端，且上或下有一长带由上内旋或由下外旋下引或上引，与下端或上端的带缠扎于一起，但腿胫后部没有类似秦俑腿胫后部的缠扎痕。行縢向宽幅化发展，并且以角上缀着的固定带子代替了秦时绑扎时所用的零星活动组带，避免子秦时以窄条带一圈圈斜向缠绕的麻烦，从而使穿卸时更加方便、省时，亦更为舒适，较好地适应了战争的需要。而阳陵的武士俑因曾是身着丝绸质衣物，今已朽蚀无存，很难让我们看到当时具体的式样，且腰部中还有着贝带的。狮子山汉俑的服装式样并不统一，身份较高的官吏俑身着三重或两重深衣，外罩战袍，长垂至足，仅露出上翘的鱼尾形履首，高领右衽，腰际束带，似为丝质，下身从背面看似为肥大的长裤，裤口未见扎痕。有的身穿双层战袍，外罩短襦，长衣至膝，两侧成三角形下垂，阔腿裤角插入齐头高筒靴内，袍袖口部反卷下垂，甚宽大。从服饰和所在位置看，此类俑身份地位较高。普通士兵有的上穿紧袖长襦，下垂至膝，衣襟的交输掩映与杨家湾俑相同。有的俑还外罩齐腰短袖圆领衣，下摆至臀，没有衣衽，似为套头式，这使它在固定长襦衣裾的披散上起了作用，并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下穿长裤，紧扎行縢，使膝部的裤管高高抛起，又与杨家湾汉俑相同；又有的着右衽长衣，外罩短袖长衫，衣襟交掩裹出两侧的三角形衣角，内穿高领襦，下摆至臀下，内缀三角形襟角，下穿肥腿裤，外罩高筒靴。跪坐俑亦身着长襦，外罩短袖圆领衣，不辨衣衽，可能为套头式，下摆至膝，长襦裹膝而跪，足为三角形衣衽所遮。可见，秦代衣服均为自战国以来已有的中原式样，而汉代因楚文化的浸润和影响，服装式样已大多改为楚式襟风格。
秦俑的铠甲式样较多，按身份级别又可分为六类若干式：
一类为高级军吏俑所服，除两件不穿铠甲，余均着鱼鳞甲，又可分为双肩有无披膊两种，形制大体相同，前身甲较长，下摆略呈等腰的尖角形，下缘及于腹下；后缘较短，下缘平直，仅及腰际。身甲似为整片皮革做成，前身在胸部以下，后身在腰际嵌缀鱼鳞状小型甲片。前胸和后背部分未嵌缀甲片，但上面绘彩，并有几朵用彩带绾结的花结，甲衣的周围留有宽边，宽边上绘有精致的几何形图案花纹。有披膊的铠甲，披膊亦用整片皮革制成，但并不嵌缀甲片，只是绘着彩色的图案花纹，边缘镶花边。
二类为中级军吏俑的甲衣，亦有两种不同的形制，一是背带式的前胸甲，即只有前身的护甲，没有后身的背甲及披膊，以整块皮革留出边缘嵌缀甲片制成，下摆呈圆弧形，领部为反弧形，在双肩部位各连接一宽背带，上面彩绘几何图案花纹，背带末端又各有一条窄长的彩带，背带在后背处十字交叉(右压左)后，两条彩带则分别前引穿过甲衣，下裙两侧的环形纽带，再后引系结于背后。另一种是前后摆下缘平齐的彩色鱼鳞甲，它由前身、背甲和披膊三部分组成，前身和后背甲长度相同，下摆边缘平齐，且均由整块皮革作成，上旅的上部均未嵌缀甲片，双肩的披膊呈覆瓦形，周围有宽边，宽边上绘有几何形彩色图案花纹，中间部分嵌缀甲片。此式甲衣甲片较小，多为方形及长方形，个别为不规则形，故名之为彩色鱼鳞甲。
三类为下级军吏俑的甲衣，不像中级和高级军吏俑的甲衣那样是在整块皮革上嵌缀甲片，而是由甲片直接联缀而成，内侧可能置有垫板，二是它较中、高级军吏俑甲衣的甲片大，甲衣上也没有彩色的花边。由前身甲、背甲和披膊三部分组成，周围没有宽带形的边缘，前身甲和背甲下摆边缘均呈圆弧形，长度不尽相同。
第四类是御手俑的甲衣，亦为二式，一是双肩无披膊的甲衣，数量较多，由前身甲和背甲两部分组成，下摆的边缘呈圆弧形；二是带有长披膊的甲衣，由前身甲、背甲、长及手腕的披膊、手上的护手甲、颈部的盆领等五部分组成。前身甲下缘平齐，左右两角略呈圆弧形，背甲略短，下缘平齐。披膊呈覆瓦形，长达手腕，把双臂全部罩于披膊内，护手甲亦呈覆瓦状，由三片长方形的甲片组成，其大小正好把半握拳的双手罩住，盆领即颈甲，高7.5厘米，围领一周，前侧开口。这种甲衣，能更加有效地保护无法顾及自卫的御手。
第五类为步兵俑的甲衣，均以甲片联缀而成，但甲片大，排数少，由前身甲、背甲和披膊三部分组成，因俑之高低不同而长短有异，甲片的形状和编缀方法略有不同，披膊呈覆瓦状。
第六类为骑兵俑的甲衣，比较短，下摆的底边仅到腰部的革带处，双肩无披膊，比较轻便，便于骑射。
以上为秦代军俑铠甲基本形制式样的简单介绍，详情请参阅袁仲一先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但仅从这些简单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秦俑中不同的兵种，有着不同的甲衣，职位高低不同，甲衣的形制、质地、装饰乃至联缀的方法亦有不同。
汉代的铠甲仅从出土的武士俑身上看，呈现出逐渐简化的趋势，甲片较大，多呈竖长方形排列，排数少，形制式样少而简单。杨泓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的甲胄》(上篇)一文中把杨家湾汉武士俑身上的铠甲分为三型：一型仅护住胸、背部，胸甲和背甲在肩部用带系连，为陶立俑和骑马俑所服，尤其是骑马俑全部披这种铠甲；二型甲除胸、背甲外，还加有披膊，甲片较小，为陶立俑所服，这两种均属札甲。还有一型为鱼鳞甲，着此铠甲之俑形体较大，腰带的上部是细密的鱼鳞形甲片，上、下排列层数均有十四五排，在满城一号汉墓中曾出土同类铠甲，腰带以下所编活动甲片，仍为札甲。
杨家湾出土的陶俑为西汉初期的标本，所披铠甲主要为前两种型号，其中又以一型为多，骑兵俑所披甲全属此型。据简报，着三型鱼鳞甲的仅一件，此俑形体较其他俑高大，足蹬华丽的高筒靴，鱼鳞甲工密质坚，防护能力强，可见其身份应比那些大量的足穿麻鞋的战士要高，从而也反映了当时军队中的等级区分，而且，西汉初期的铁铠——“玄甲”，主要还是使用大型甲片的札甲，使用中型或小型甲片的鱼鳞甲极为罕见。
阳陵陶俑的铠甲属木质，现已朽，从残存遗迹看，仅存棕红色和黑色的痕迹。铠甲的甲片为正方形，边长2厘米，每边的中部有2个小孔用以连结上下左右的甲片。铠甲领部甲片的排列为上压下，左压右。铠甲的长度略短于袍，由腰部分为上下两部分，前甲上部甲片由中线向外压，上压下共有六层，用绳子连结，下部铠甲片为上小下大的喇叭形，下压上共有四层，均为左压右。后甲中线两侧甲片的排列方法与前甲正相反，披膊部分只有两层甲片。从这些简单的描述中，我们很难看到当时真正铠甲的质地、等级、制作工艺的区别。
在狮子山汉俑的简报中，我们只能看到两种铠甲，一种是“齐胸平缘甲衣，甲衣上缘绘红色以示甲绦”，此式铠甲似乎由身份较高的武士俑所着；另一种为“短袖齐膝甲”，为跪式甲胄俑所着，笔者以为似有所误，可能这只是一种短袖衣。此外，在南越王墓中我们还可见到一种齐胸平缘铁甲，背甲双肩均长出两耳，反扣于前甲上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秦至汉，铠甲的编缀方法大致相似，但式样已渐趋于简化，等级的区分也不是十分明显。
三、秦汉军俑足衣的变化
秦俑军士足上穿的主要是履和靴，其中又以着履居多。履的形制基本相同，均为薄底、浅帮、后高前低、前端有方形覆瓦，整体略呈舟形，又可分为三式，即方口齐头履、方口圆头履和方口齐头翘尖履，其中第三式又有略微上翘和大翘之别，而秦俑坑中的高级军吏俑足上穿的均为履头高高翘起的大翘尖履，秦陵铜车马上的两个御手俑足上亦穿大翘尖履，一般战士穿的多为一式和二式履，以及履头微翘的翘尖履。而秦俑中的骑兵俑足上一律着靴，一号坑出土的一些武士俑，足上亦穿靴，其形制为薄底、单梁、圆头、短筒，通筒高约15厘米，筒(即靿)的粗细略大于足腕，紧束于足腕上。前低后高，靴头不翘起，其大小正好束约足面。靴的后跟及贴着足腕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纽鼻，以组带贯穿纽鼻绕足腕两匝系结于足腕上。靴筒部的开合口有的位于后面正中，有的位于两侧正中和靴梁垂直，有的则位于内侧，即从靴梁到筒沿开一斜线口，开合口一般长约5—9厘米，质地硬直，似为皮革所制。
杨家湾汉俑，大部分足穿似草编织的带色鞋子，鞋面上有编织的纹路，圆平头，在足腕处以一带将鞋之周围收起束之，可能为普通士兵之足衣，这是秦俑中所不曾有的。个别的着方口短腰靴(靴尖上翘)，还有一大俑，足着华丽的高腰靴，显示其身份的高贵。而狮子山汉俑中的军吏俑足衣为：翘首履和鱼尾形翘首履；一般士兵的足衣为：圆头子底靴、齐头高筒靴和高筒靴等，因为简报记述比较粗疏，所以具体的形制难以确知。
由上可见秦俑的足衣分有明确的等级，履、靴之中以履为贵，在履中又以大翘尖履为高。但到了汉代，情况似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出现了轻便的草履，而且就履、靴来说，不仅其式样发生了变化，其地位似已很难分出高下。在杨家湾汉俑中，有一形体高大、地位高贵的俑足着华丽的高腰靴，而在狮子山汉俑中，地位相对较高，身着长袍的军吏俑则只穿翘首履和鱼尾形翘首履。而一般士兵亦有着高筒靴的。
综上所述，从秦汉军俑服饰的外观看，它们在当时虽式样差别不很大，且无统一的色彩，但从头至脚的衣服，铠甲并不难让人看出其中均有的等级地位之区别，如服装因兵种(兵种之分可能本身便存在等级之别)不同，便有骑兵、步兵、车兵服装、铠甲式样的不同；又因地位之不同，有衣服长短、一重或二重三重、窄袖与宽袖之分别；且服饰、装备的发展趋势为由复杂繁琐向简易实用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我们亦不难从秦汉涌的头饰冠戴的发展演变脉络上看出来，尽管不同时代某些服装类型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当时其均有地位高低之分。
四、秦汉军服的供给问题
从秦汉军俑的服装看，它们的式样差别不大，据简报和研究报告统计，也没有统一的服色，估计为当时百姓常服之式样，但从其中细微的差别，我们并不难感受到一种将士们级别身份地位的不同，但让我们确切地推知当时军队服装的配备供给问题却实属不易。
目前，针对秦代军服的配备问题，主要有完全自备、发授和部分发授等不同的观点，但因为资料的缺乏和出入，各说均难以完全令人信服。现在许多学者较为认可秦代军服属于全部自备这一观点，如袁仲一先生在其《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中便持此一说。因为他们有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四号墓出上的两件秦木牍家信作为有力的佐证，是参加攻打淮阳的秦军黑夫和惊兄弟二人向家中母亲索要衣服和钱、布的家书。至少可以说明秦代军服有部分自备的可能，且军服式样与百姓常服式样应该大致相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也采纳了秦代军服属完全自备这一观点，但我以为仅从这两封向母亲要衣、布和钱的家信，就断言秦军的衣服完全属于自备，虽不无这种可能性，但似欠周全。熊铁基先生在其《秦汉军事制度》一书中认为不能排除授衣的可能性。因为秦代的隶臣妾等刑徒衣服为发授(但是应该提请注意的是，这些被发授者多为无妻和无衣服来源之人，且以后将要折钱交回的)，说明秦至少有部分授予士卒衣服的能力，郭淑珍女士、王关成先生在其合著的《秦军事史》一书中则认为秦军服主要属于发授，只不过发授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正如禀与隶臣妾的衣服一样，加之其它种种原因，可能有时难以为继，所以才会出现黑夫和惊向家中索要衣、钱、布等情况，那么事实究竟如何?让我们结合秦当时的服役制度及相关文献来作以分析。
秦与西汉初一直实行征兵制，秦民在17岁(汉在20岁)傅籍后开始服更卒徭役，每年一个月，到期即行更换，故称“更卒”。然后秦在20岁，汉在23岁始服兵役，称正卒。正卒服役期定为2年，第一年在本郡地方部队中服役，接受军事训练和执行警卫任务，第二年或者以后，再接受国家的征调命令，当一年卫士或戍卒，在市都警卫部队中服役的称卫士，去边防戍守部队中服役的称戍卒。如果严格以此作为服役制度，则衣服自备、自带尚属可能。再者说，秦汉时，士兵基本来自有自由民身份的农民，他们虽亦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但相对来说却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供自己的衣食之需，虽后来有“七科谪”之制，但其主要成份为作务(手工业者)、商贾、赘婿、地主、贵族、官奴隶和私家奴隶以及刑徒等，他们大多有自备衣服的可能，且属临时征调性质。但是征兵制的正常运转是在相对稳定的时期，事实上，秦在统一战争中，连年征战，很难保证这种一年正卒、一年卫士或戍边制度的顺利进行和更换，如秦战争中便有“三年不解甲驰弩”的记载，且秦简《除更律》有服役四岁之例。而居延汉简中也有戍卒复留一年等记载：《汉书·盖宽饶传》卫士“复留更一年”；《尉缭子·兵令》：“军无功者戍三岁。”有的士卒在本郡服役期即已超出4年。这样的话，自备的衣服就很难保证其需要。
不仅如此，秦在统一过程中，连年征战，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加之统一后实施严酷的苛政，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严重地危害了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地阻碍了手工业乃至纺织业的进步。在秦统治的短短十几年中，它的经济实力还远远无法恢复和达到给部队军士发授衣服的可能，且在秦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中，服兵役纯属尽义务，不可能为其无偿地供给衣物。汉武帝时的主父偃在其散文名篇《谏伐匈奴书》中为了论述匈奴不可伐，曾列举秦汉史实，秦始皇伐匈奴“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男子疾耕不足以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以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以此情况看，则出现士兵向家中索要衣钱布则不难理解。而汉初，即吸取秦亡的教训，予民休养生息，且从上至下提倡节俭，实行了一系列减轻税收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发展，而汉统治者为笼络人心，也必提供一些宽松仁慈的条件，给下属以必备的衣食之需。所以汉代不仅给士卒发放俸钱，且使发授衣服成为可能。如汉初晁错在其《言守边备塞疏》中为巩固边塞，便提出给迁往边地戍田的各类人士提供衣食。指出“予冬夏衣，廪食”。
据记载，秦时已有专门的官营制衣作坊，所以它对制衣时的用料多少、质地、作价等有一定的标准。例如，《金布律》规定：“为幏布一，用枲(粗麻)三斤。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值四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值卅六钱。”褐衣、幏布是囚犯用的衣服和头巾。可见这些只针对刊徒而言。又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金布律》的规定，向服役的隶臣妾及其他刑徒发放衣服，不是服役后收回发放的原物，而是折价收回货币(因原物已损耗)，即成年男子，冬百一钱，夏五十五钱；未成年的男子，冬七十七钱，夏四十四钱；成年女子，冬五十五钱，夏四十四钱；未成年的女子，冬四十四钱，夏三十三钱。由此可见，秦汉时授衣，但衣服这种纯消耗品的配备虽不会像借出的大车、铁器以及兵器那样，都要按“久刻”交还原物，但却要像被损毁的工具和武器那样，折成货币交回的，而且以当时完全手工的纺织技术能力看，已具有部分衣物发授的可能。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满足士兵平时的衣着供求显属不易。
在秦汉时的文献记载中，有大量粮食、菜羹以份额配给供应、官兵领取、购买等的记载，按理军服如为发授，其制作、运输乃至发放等一系列费用也当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史书中不应无片言记载，由此可推断，秦代军服可能主要为自备；禀只作为辅助，只发授给那些无衣服来源之人和衣服接济不上的士兵(这种情况可能不多)，且须折价收回，或者以延长服役期限来折回，又设有军市以买卖衣服。从中也可见，秦代兵役纯属尽义务，在衣服的发放中国家并无多少损耗，故此而不记。而隶臣妾等刑徒禀衣之所以被记载，是因为要延长他们服劳役之期，以抵衣服的价钱。
而汉代，据居延汉简条文，官或卒不仅有俸钱，且发授部分衣物。汉简中有许多向戍卒、田卒、官吏授衣的有关官服的记载，且主要为外衣。熊铁基先生据汉简的记载分析认为，汉代的衣物储存很大，可能为授禀之用，而且居延汉简中也记载有官、卒领取衣物的条文，所以汉代军队中无论官吏或戍卒均授禀衣服，只不过数量有限，一二套而已，且可能仅为外衣，而内衣即私衣则要自备。这可能也是受当时手工制作衣服，无法大批量生产的条件所制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衣服的来源及发放情况又如何呢?
日人米田贤次郎在其《秦汉帝国的军事组织》一文中据汉简分析认为，“田卒、戍卒的衣料物品不是由中央大司农的仓库送来的，也不是在当地调配的，而是从这些戍卒的故乡(原籍)直接送来的。换言之，某地派出戍卒的同时，还要负责供应他们的衣料。这些必需品都是用车装载，列队从原籍送往战地的。”果真如此的话，且不用说运输费用之大，单说当地的衣服又从何而来呢?是从各家收集而来，还是直接由当地官府准备呢?这当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对秦汉军服的变化发展，且对秦汉军服的配备问题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虽然说“汉承秦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任何事物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包括军事制度在内，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交通运输等一系列条件来加以详细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较有说服力和贴近事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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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仲—：《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②党焕英：《秦俑冠式再探讨》、《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③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④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第l版。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⑥许卫红：《秦俑下体防护装备杂探》，《文博》1994年第6期。
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⑧陕西省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10期。
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考古》1966年第3期。
⑩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丛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12)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
(1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14)郭淑珍、王关成：《秦军事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15)王学理：《秦代军工生产标准化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
(16)《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17)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1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l版。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